“想你，Piyo Baba”：女儿等着父亲，母亲等着他梦想的国度

四岁的Poddopriyo Paromita脖子上挂着父亲塔希尔·扎曼·普里约 (Tahir Zaman Priyo) 的相机，在纪录片里说：“Piyo Baba会回来的，他会给我带巧克力。Piyo Baba不在家，他出门时警察开枪打了他。我想你，Piyo Baba。”这段视频在普里约死后流传网络，触动了无数人。

2024年7月19日，普里约带着相机出门记录达卡 (Dhaka) 的抗议活动，在科学实验室区域 (Science Lab area) 遭枪击身亡，当时那场后来被称为“七月起义”的动荡正蔓延首都。去世前几个月，他曾向母亲沙姆西·阿拉·扎曼 (Shamsi Ara Zaman) 提到未竟的梦想——在一场真正有意义的选举中投票。

2024年1月选举日，普里约从达卡一个投票站打电话给母亲：“妈妈，从早上到现在连狗和猫都没进来过。”他母亲从自家窗口也能看到一处投票站，只偶尔有零散人员到来，普通选民基本缺席。普里约多年前就获得投票资格，却从未体验过他认为民主应有的选举氛围，他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在一派喜庆中投上一票？”

六个月后，他在记录抗议时丧生，这场抗议最终推翻了谢赫·哈西娜 (Sheikh Hasina) 政府。两年过去，母亲仍念叨那次对话：“我会说，我儿子为了投出那一票的权利流了血。”对她而言，普里约之死与他向往的孟加拉分不开——一个没有歧视、恐惧和政治压迫的国家，公民可以自由投票，记者能有尊严地工作。

普里约从小痴迷摄影和视觉叙事，中学时拍过短片，爱读书、关心政治，性格安静而好奇。他来自破碎家庭，母亲独自将他养大。母亲本想让他读完大学找份稳定的政府工作，但他另有打算。他从朗布尔 (Rangpur) 到达卡，报考过贾汉吉尔纳加尔大学 (Jahangirnagar University) 美术系，未果后进入帕塔萨拉南亚媒体学院 (Pathshala South Asian Media Institute) 学摄影。亲戚质疑摄影的前途，但他坚持，宁可与朋友同住以免房租，也很少向母亲诉苦。

母亲印象里，普里约总说“妈妈，我很好，别担心”。他做记者后，母亲在朗布尔支持他，鼓励他积累经验。普里约的薪水不算高，想转行拍纪录片和电影，觉得新闻有时不能如实呈现，“有时不得不把坏人写成好人，我无法接受”。他政治意识强烈，曾说：“妈妈，如果真有革命，我会在街头献出生命。”母亲没料到这话成真。

7月19日，普里约在科学实验室区域中弹身亡，口袋里还装着工作材料。母亲相信，他当时没告诉她自己的位置，是怕她担心。政府后来提供了30万塔卡的抚恤金，母亲说这钱属于普里约的女儿：“普里约应得的一切都归女儿，我什么也不需要。”

两年过去，母亲为所有遇难者争取公正，但也不愿他们的死被用来煽动新一轮政治复仇：“这个国家不应有复仇政治的容身之地。”她明确表示自己不偏袒任何党派：“无论犯错的是 NCP、伊斯兰大会党 (Jamaat)、民族主义党 (BNP)、人民联盟 (Awami League) 还是其他党，我都会发声。”她认为民选政府应在任期内执政，如果选民改选他人，权力应和平交接，这才是民主。

“普里约想象中的孟加拉不是围绕某个政党或某个领袖建立的，而是一个人们没有恐惧、年轻人能参与政治、记者能独立报道、公民能通过可信选举选出代表的国家。起义后出现了一些变化，年轻领导人进入政坛，民主竞争的可能性回归了，但起义的承诺尚未完全实现。”母亲说，“普里约死后，我把悲伤化为力量，发声反对不公就是我的责任。”

普里约想通过照片和影片记录孟加拉，真实讲述故事，支持女儿，过上无焦虑的生活，投出像样的一票。他没能做到。对母亲而言，起义的意义不只是政府倒台，而是孟加拉能否成为儿子相信值得为之牺牲的国度。那枚普里约永远没能投出的票，既是她的个人悲痛，也是这个国家未竟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