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烈·贝特伊:孟加拉国社会学家该读的一位学者

我第一次接触安德烈·贝特伊(André Béteille)教授的思想,是1966年7月在达卡大学(University of Dhaka)(当时属东巴基斯坦)的社会学入门课上,通过汤姆·博托莫尔(Tom Bottomore)教授1962年的《社会学:问题与文献指南》一书。博托莫尔强调用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解释印度种姓制度,其实证印证正是贝特伊的著作——尤其是《种姓、阶级与权力:坦贾武尔村庄分层模式的变迁》(1965)。

第二次接触他,是1975年秋在哈利法克斯(Halifax)的达尔豪西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我当时在博托莫尔门下写硕士论文,他让我读贝特伊1966年的《封闭与开放的社会分层》。在枫树下读了九年书后再读贝特伊,我开始钦佩他扎实的实证功底、比较方法和理论清晰度,这重塑了我对印度社会等级结构的理解。

1976年圣诞节,我在多伦多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读博时,有机会分享一些对贝特伊研究的理解。写过《印度村庄的传统与经济》(1966)的K. 伊什瓦兰(K. Ishwaran)教授请我去吃圣诞晚餐——他荷兰籍妻子做的火鸡配蔓越莓酱。我们谈起贝特伊和他的导师M. N. 斯里尼瓦斯(M. N. Srinivas)对理解社会变迁如何影响印度社会分层的贡献。

为了贴近现实地理解当代种姓等级,贝特伊强调"阶级和权力等其他因素""必须被视为独立变量"。在我看来,这对比较实证研究极为有用,让人得以远离传统本质主义和意识形态化的不平等视角。他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那里借来多维分层的思路,考察地位、经济资源与政治控制如何相互作用,塑造多样的社会秩序。这对分层研究领域是巨大贡献。虽然他聚焦农村分层,这套模型同样适用于城市社会分层研究。

令人费解的是,孟加拉国大学里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都忽视、冷落了韦伯式的多维分层体系:人类学仍被农村"阿什拉夫-阿特拉夫"(ashraf-atraf)的二分模型所困;社会学则被锁在名为农民研究的"土地所有权"简化马克思主义模型的铁笼里。尽管大学里教韦伯1922/1946年的《阶级、地位、政党》,却明显看不到韦伯模型被用于研究农村与城市复杂的社会等级。这或许说明孟加拉国这些学科的思想贫乏,正陷入病态。

事实上,要理解孟加拉国当代社会变迁,尤其是裙带资本主义下的积累体制,就必须理解权力与阶级之间的勾连。传统财产所有权在阶级形成及随之而来的阶级意识中的决定作用,在孟加拉国已大为削弱。韦伯提出的"政治资本主义"概念,同样有助于理解孟加拉国的社会分层,尤其是阶级形成。政党意识加上执政党身份,可能合法或非法地带来经济资源渠道,从而以生活机会和生活方式决定阶级位置。这又反过来深刻影响声望与荣誉的商品化,并成为地位标志。

新自由主义和裙带资本主义积累体制下农村与城市的剥夺,也催生了新兴的流氓资产阶级,其阶级位置与其低下的地位位置并不对应。反过来,孟加拉国的传统地位群体,如同贝特伊在坦贾武尔村庄研究中发现的传统种姓那样,正经历地位错位,获得权力和经济资源的机会更少。不平等与等级的存在论,最好用韦伯式的认识论来理解。

我认为,研究这一社会变迁过程及其对孟加拉国不平等的影响,对理解孟加拉国社会至关重要。贝特伊提供的国际知名印度实证模型,可以成为研究孟加拉国城乡阶级、地位与权力交叉性的最佳指南之一。遗憾的是,孟加拉国的社会科学忽视了这一影响我们所有人生活的重大社会动力。

1989年3月,贝特伊的同事阿比吉特·达斯古普塔(Abhijit Dasgupta)教授帮我安排与他直接会面。达斯古普塔教授好心让我在德里经济学院(Delhi School of Economics)社会学系做了一场讲座。讲座后,我去贝特伊教授的办公室拜访。他非常热情好客,给我和我妻子倒了茶。他用孟加拉语交谈,确认自己有孟加拉血统。那股孟加拉气息让我格外自在。我告诉他,我是通过博托莫尔和伊什瓦兰知道他的研究的。他那种由谦逊与朴素承载的学识让我惊讶。在德里短暂的春天里与贝特伊教授的会面,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

我希望他的概念与方法上的清晰,能激励孟加拉国年轻社会学家打破无知、短视框架和思想幼稚霸权的锁链。

A.I. 马赫布卜·乌丁·艾哈迈德(A.I. Mahbub Uddin Ahmed)是达卡大学社会学系教授。